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因此同乡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非公经济较发达的广东省，40%的非公企业未组建工会，职工入会率仅为60%(9月8日《河南商报》)。
从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现在出来打工的80%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欲望强烈，对社会公平的需求日益提高。但他们可选择的维权路径却十分有限。很多人不是选择法律途径，也不是依靠组织有序调解，而是直接找企业领导或CEO，甚至诉诸群体性事件。报道中佛山市总工会调查数据显示，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维权的人高达45.43%，认为“事情闹大了就会解决”的人有16.34%。因此同乡会具有很大吸引力。
按说，企业工会组织是工人的“娘家”，工人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娘家”寻求解决，但是，在企业呆过的人都知道，过去的地方大小国有企业都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在企业党、政、工三大部门中也算是重要的一个部门，然而过去工人遇到的问题与今天相比起来要简单许多，特别是劳资纠纷基本上不存在，企业工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召开职代会，讨论审议企业的行政工作计划，开展劳动竞赛，组织职工举办各种文体活动，极少有为职工维权的工作。
现如今，农民工大多都是在民营企业打工，所遇到最常见也让工人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工资拖欠，欠薪问题成为新生代农民工遇到最多的难题，所谓的维权其实基本上就是为工人讨回应有权利，但是，在这些企业里所有的决定权通常都是CEO一人说了算，非公有制企业一是组建工会难，CEO出心也不想自己的企业有工会来帮着工人和自己唱对台戏。另一个主要问题是即使建立了工会，也很难达到为工人维权的目的，企业工会的主要开支及办公经费都要依赖企业CEO，工会即使想为工人维权往往也是力不从心，有的甚至根本就站错了位置，不仅难为工人维权，甚至还会“替”来安抚维权工人，以至于工会对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吸引力。
相比之下，“同乡会”用“老乡”这个富有感情的民间组织对于农民工就具有很大的魔力，不需要申请，不需要批准，需要维权只要有真凭实据且愿意付出少许费用，就可以静听佳音，报道中也有事实说明，老乡陈女士急于回家，但工厂不让辞职，并克扣了她一个多月的工资和押金共计4000元。陈女士几次找厂领导无果，陈女士找到了朱智。第二天，该同乡会就开了两辆面包车到厂里。刚开始谈判，厂里答应给2000元。之后，面包车上下来十几个人开始砸东西，其中还有两个专门要账的湖南“打手”。企业CEO见状，赶快给钱。
显然，这样的维权也属违法行为，但一般情况下CEO有错在先也不敢诉讼法律，更不敢轻易得罪这种隐藏着某些势力的同乡会，事实上这些同乡会大多都有自己合法的分支机构，或是咨询公司，或是法律服务，在维权上因为同乡的概念和感情联系，往往还能做到“一呼百应”，我们不能轻易去否定某些维权上的“群体事件”，而正是因为通过正常合法渠道难以维权成功，才“迫使”这些农民工不得不联合起来对官方的权力部门施加压力，事实上很多维权之所以取得成功，往往还就是“群体事件”的功效，某些官员甚至也直言不讳的说过，事情一闹大问题就能解决。同乡会正是看准了某些部门的这种作风，在正常维权不见效的情况下，要么借助“暴力”，要么借助同乡人多势力制造“事件”，来达到维权的目的。
实际上，如果我们工会真的能够挺直腰杆，大胆而坚决的站在工人一边，发挥工会的优势，依法为农民工维护权利，相信绝大多数农民工肯定会积极支持并加入到工会中来，但是，也应该看到为农民工维权仅靠工会一家还不现实，还需要公检法及政府各个部门积极配合联动，形成一种“侵权必究”的氛围，官方为工人维权的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同乡会维权，以及暴力、自残、群体事件等违法维权行为必定会因缺乏生存空间而大大降低，同时工会的形象在农民工的心目中也会有一个质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