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康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有四个指标：一、企业自由度。
我国的市场化程度分析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是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博士生导师曾康霖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有四个指标：一、企业自由度。其含义是，是否真正做到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其内容包括内部机构设置、生产经营决策、人事安排、收入分配权等;二、国内市场开放度。其含义是市场中商品的流量、流向、价格是否真正由市场主体供求双方决定，其内容的对立面是：生产流通领域中哪些方面还受到政府限制，哪些方面还要遭到地区村镇的限制;三、对外依存度。其含义是指进出口、资本流动对一国经济的影响;四、政府宏观调控程度。其含义指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政府调控实现，还是主要由市场优胜劣汰去实现。
总的来说，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有了长足进展，表现在：第一，政府取消了绝大部分生产方面的指令性计划，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由企业决定。目前，中国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有5种：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天然气。其次，全面放开价格管制，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决定。在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由市场调节价格的部分占95.8%;在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由市场调节价格的部分占92.5%;在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由市场调节价格的部分占87.4%。现在由政府定价的商品只有13种：粮食、棉花、原油、成品油、黄金、药品、图书、教育、公共事业服务、铁路航空运输等。与此同时，公益性服务价格和垄断性商品价格实行听证制度，价格补贴不断下降。第三，基本取消了国有企业的财政性补贴。第四，减少了进出口商品的许可证。目前实行出口许可证的有66种，实行进口许可证的有33种。第五，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有了进展。第六，蓬勃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成为市场化的产物。固定资产资金大多属于自筹，经营性资金基本属于市场筹集;其产出和贡献较大，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率为67.2%，占工业总产值76.8%，占财政收入52.9%，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2.7%。
我国市场化进展评价
市场化程度有长足的进展，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理论上说，经济市场化程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关，但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建立，还是要考察资源怎样配置，发展怎么决策和相关的体制是否已经建立。市场经济的经典定义是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作用，因而考察是否建立起了市场经济制度，需要测定在资源配置中市场化程度。对中国而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资本、劳动力。土地基本上是国家所有。资本的配置在企业缺乏自有资本的情况下，主要取决于从金融机构借入的资金，由于利率没有市场化，金融机构业务还受政府干预，因而通过借入资金配置资本资源往往是低效率的。人才流动受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受经济发展程度限制。在一个人口众多、失业率较高的大国，人才交流、劳动力流动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从土地、资本、劳动力这三大资源来看，不能说中国市场化程度很高。
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是：多元所有、分散决策、广泛交易。如果主流仍然是单一所有、集中决策、有限交易，何谈市场经济?一般而言，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体制，还要看以下三个因素：是否有真正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体制;是否有真正落实到自然人的产权体制;是否有立法与司法真正分开的司法体制。目前，中国的现状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政企不分，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在政府手中;仍是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国有企业很难破产;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靠政府推动;法治秩序有待建立和完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说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多的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去理解，而不能单纯地从市场经济去理解。
中国正处于转轨时期，从整个国家来说还未步入市场经济体制，但这并不排斥中国某一地区已经初步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国内一些企业享受市场经济的待遇，在国家贸易中，已能够正确区分国家与企业，这是中国国情。现阶段，一定程度的政企不分是国内经济特点，同时有没有优点，还是值得研究的。政企不分不仅仅源于国有经济，新兴的民营经济要依靠政府，政府也要依靠民营经济，属于民营经济的企业，新形势下也会出现新的政企不分，如何评价这一现象，的确值得研究。
我国市场化进程新问题
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取得长足进展，有些方面市场化程度很高。但是，很多更为重要的方面市场化程度不高，甚至出现了一些退步，其中最为明显的问题是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作用减退。
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是指资源配置由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引导的方向进行，哪里有盈利机会，资源配置在哪里更有效率，资源就流向哪里。
但是现在的状况是，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取得很大进展的时候，国家投资很想自己也“有所作为”一番，想发挥出比市场投资更高的效率，尤其在大项目投资、重要产业发展、大的工业布局、国有重点企业技术更新改造上，国家投资还起着很大的作用。本来可以由市场主体自主决策进行的投资并由金融市场提供的融资，变成为由政府决策审批，用行政和计划的方式安排资金。
国家直接决策并实施的国债投资，起初是用来对付宏观经济的短期波动问题，起到提升景气的公共政策作用，但是不久之后这种国家投资就转变成了一种长期性、战略性投资。
国家这种在投资资源配置中的很大甚至是支配性作用，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运行造成很大冲击，市场机制很难发挥作用，更谈不上发挥基础性作用。
当市场需求及赢利导向引发出企业投资热潮的时候，政府往往会出来说“这种投资是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的、没有长远打算、没有全局观念的”。可实质上，企业投资是自负盈亏，自担风险，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决策的，他们投资决策慎重，极力追求效率。在对企业竞争性投资的这些批评中，包含着对政府控制投资做法的赞同。
事实上，政府不像自负盈亏的企业那样要对自己的投资决策独担风险，承受兴衰生死的考验，不可能有市场投资主体对市场竞争和价格信号的敏感性、感受力及应变能力。政府应该承担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弥补市场的缺陷，但不能成为决定资源配置的基本力量。
政府对投资资源配置的控制支配力量很强，必然会对市场机制造成削弱性影响。很多企业要想投资，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争取到国家的重点项目，或是如何使自己的项目列为重点项目。
一旦被立为重点项目，企业投资得到的就不仅仅只是贷款贴息等一点点补贴利益，而是可以得到国家给予重点项目的一系列优惠支持，不仅可得到国家安排的银行贷款，还可得到其它多种灵活的配套融资支持，如信托投资、基金投资等组合性支持，企业由此可减少或避免本来靠市场机制进行投资所要承担的风险和成本。有了国家重点项目的名分，就有了国家的支持甚至是担保，企业可以将风险转嫁给银行，进而转嫁给国家财政，最终分摊给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