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名义汇率的历史性转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杨帆认为，名义汇率长期决定于购买力平价。货币的价格有两种，国内价格是利率，国外价格是汇率。汇率是以本币表示的外汇价格，或者是以外币表示的本币价格。汇率有直接标价和间接标价两种，人民币汇率采取直接标价。
杨帆认为，货币的国内外价值在长期是统一的，这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的主要假设。长期名义汇率由购买力平价(PPP)决定，就是说，两国货币在国内的购买力决定其之间的比价，而国内物价的变化使购买力发生变化，这就要求汇率做相应的调整，通货膨胀的国家汇率贬值，通货紧缩的国家汇率升值。
购买力平价分为绝对和相对两种，绝对购买力平价把汇率定义为两个国家价格水平的比率。国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使用PPP方法比较各国收入。
杨帆认为，按照有关计算，美元与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在1975年为10.46，1987年为11.41，1994年为12.26，1995年为14.2，1998年或许在14-5之间。人民币名义汇率一直大大超过购买力平价。我们假设美国国内物价不变，人民币名义汇率与购买力平价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名义汇率和国内物价的关系，因为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就是消费品价格的倒数。
杨帆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民币汇率与购买力的变化分为4个时期。
第一时期：1978—199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大大超过人民币国内购买力。从1978年到1993年底，人民币名义汇率从1美元兑换1.7元人民币贬值到8.7元人民币，贬值幅度为412%。同期国内消费物价指数(所谓国内通货膨胀率)上升了255%，就是说，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速度比以消费物价指数的倒数表示的国内购买力下降速度高出60%。这一阶段可以称为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迅速贬值时期。
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超过国内购买力的下降，有特殊原因：第一，出口财政补贴向价格的转化，即外贸体制和汇率体制的改革因素。第二，通货膨胀对汇率的影响。第三，通货膨胀预期形成于1987年，该年国内储蓄的增量第一次小于消费的增量，结果在1988年“价格闯关”的刺激下，通货膨胀预期变成了现实。
第二时期：1994年—1997年11月，人民币名义汇率稳中有升，与国内购买力迅速下降并存。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并轨，取消外汇额度价格和外汇调剂市场，将人民币名义汇率从1：5.8贬值到1：8.7。至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亚洲各国汇率大幅度贬值，引起人民币贬值预期再次出现。
第三时期，1997年11月以后，人民币名义汇率继续稳定与国内购买力提高并存，并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产生严重的贬值预期。这一时期中国迅速进入通货紧缩，国内消费品价格在1996和1997年连续跌落十几个百分点，1998年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物价负增长，人民币国内购买力开始提高。
第四时期，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资大量进人中国，对人民币产生巨大升值压力，贬值预期变为升值预期，人民币名义汇率可望在浮动中升值，与国内外通货紧缩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改革与通货膨胀
杨帆认为，人民币名义汇率在1994年以前迅速贬值，主要是因为外贸、外汇和汇率体制改革的结果。财政对于外贸的补贴逐步减少，就需要相应地把名义汇率贬值。财政补贴变为价格上升，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化的重要标志。汇率也是一种价格，国内物价的上升等价于名义汇率贬值。
计划经济下国内外价格脱节，名义汇率严重高估，无法调节外贸。计划和财政既是隔绝国内外价格的手段，又是决定外贸的政策工具。财政手段与货币不同，它不是直接调节经济总量，而是通过调节经济结构间接影响总量。对于外贸的调节有许多手段，分别调节进口和出口，内容和力度都不相同，应分别计算财政手段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国家也可以直接使用汇率手段调节外贸结构，即分别规定出口汇率、进口汇率、贸易汇率、非贸易汇率，甚至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汇率，这与在名义汇率之外再加上财政补贴是不同的。影响出口汇率的因素有名义汇率、财政补贴、出口退税、出口关税、利息补贴、外汇额度补贴、地方补贴等。影响进口汇率的因素有财政补贴、进口关税、走私、非关税壁垒等。
改革意味着减少以至取消进出口财政补贴，将财政负担向价格转移，一方面是名义汇率贬值，一方面是国内价格的市场化。首先是进口代理制度，其次是国内出口收购价格放开，至1992年生产资料价格大部分放开，价格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贬值与财政补贴的减少是同步进行的。
名义汇率贬值的另外一个原因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国内购买力的降低，同时就导致进口价格的上升，出现汇率贬值压力。在1978—1994年之间，中国就出现了汇率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循环。
实际汇率与名义汇率
杨帆认为，1998年夏天，国际投机资本集中冲击香港股市和联系汇率制度，最终目的是压迫人民币贬值。中国政府是亚洲金融危机中惟一没有被卷入的亚洲国家。人民币、港币和美元的坚挺，维持了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的稳定。结合对抗亚洲金融危机的实践，可以引出实际汇率的概念，说明1998年以后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与名义汇率稳定并存的特点。
实际汇率是名义汇率减去物价变动的结果。假设美国通货膨胀率为5%，中国为10%，按照相对购买力平价，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就应该贬值5%。如果名义汇率没有变化，那么人民币实际汇率就升值5%。如果中国通货紧缩，物价下降5%，美国物价不变，实际汇率就贬值5%。实际汇率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比名义汇率更加直接。实际有效汇率是由贸易权重确定的外币加权平均价格。改变人民币与美元一种货币比较的办法，按照中国对外贸易的伙伴国在外贸总额的比重确定贸易权重，将各国汇率进行加权平均，称为“名义有效汇率”，再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称为“实际有效汇率”。这就剔除了美元价值变动的影响，等于按照“一篮子货币”定值，只不过这个“货币篮子”是根据中国自己的贸易结构确定的。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周边国家货币贬值使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995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占中国外贸总额的6%，对东南亚为4%，对台湾6.36%，1997年东南亚货币平均贬值大约40%，韩国货币贬值40%，台币贬值20%，一共使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40%×4%+40%×6%+20%×6.36%=5.3%。
货币贬值对于出口的刺激时滞半年到1年，如果外汇危机促使货币大幅度贬值，国家银行信誉崩溃，那么根本就不能促进出口。1998年中国对美国、欧洲、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地区的出口上升了30%，而韩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20%;泰铢贬值主要获利于旅游，而不在出口。货币变动的时滞效应、弹性效应和信誉效应抵消了理论上对出口的促进。
人民币名义汇率即对美元的汇率基本不变，周边国家汇率贬值使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5%，但中国国内消费物价水平在1996—1998年下降了10.7%，实际汇率贬值加上出口退税的增加抵消了名义有效汇率升值，这也是出口未受打击的一个原因。
名义汇率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主要是进口两大类产品，消费资料特别是高档消费品对于名义汇率弹性大，但是也要考虑名义关税率、实际关税率、国内可支配收入的影响;生产资料则应分3个部分考虑：为国内投资使用的进口由国内经济周期所决定;为加工出口提供原材料的进口，在1996年加工贸易占到总进口额的44.86%，这一部分进口显然是由出口所决定的，受到国内工资费用等成本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外商投资企业的设备投资，计入进口实际上国内未付外汇，这一部分在1996年占进口的50%。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是预期收益率和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名义汇率只是次要因素。在出口方面，实际有效汇率和出口汇率比名义汇率更为重要，它考虑到物价和财政的综合影响。
另一种现象是，价格剧烈波动使实际汇率大幅度变动，但是名义汇率没有能够及时随实际汇率调整，称为“汇率失调”，对经济和外贸产生不利影响。中国第一次汇率失调在1988—1990年，1988年牌价名义汇率是13.72，双重汇率是5.38，调剂汇率是6.38，而实际汇率达到9.03，1989年回落到8.02，1990年回落到7.55。第二次失调是在1992—1993年，1992年牌价名义汇率为15.51，双重汇率为6.28，调剂汇率为6.5，而实际汇率为8.1，到1993年达到9.22，在1994年实际汇率回落到8.65，牌价汇率贬值到18.62，才弥合了二者的缺口。中国名义汇率调整缺乏灵活性、经济和物价波动大，都是造成汇率失调的原因。
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动因
南京大学刘绍保认为，人民币汇率自1978年1美元兑换1.7元人民币后一路下滑，到1994年1月1日人民币汇率正式实行并轨时，已下调到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调，造成了人们的思维定势，似乎人民币不可能再升值，而事实上自1994年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升值压力。当前，人民币汇率已上升至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升值5.22%。与此同时，自1994年至今，人民币对日元、英镑、德国马克、法国法郎分别升值18.7%、7.27%、33.3%和30.6%，远远超过同期对美元的升值。如果按照“一篮子货币”来测算，从1994年累计至今，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总升幅已接近20%。
为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早在1996年央行就开始实行减压措施。譬如：在经常项目下，取消出口创汇企业全额强制结汇办法，允许企业保留一部分外汇机动资金;在资本项目下，限制资本项目的收入结汇，尤其是外汇借款结汇以及允许私人持有一定数量的外汇存款等，以减少市场上的外汇供给，稳定人民币价格。可遗憾的是，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人民币币值依然保持强劲的上升势头。
1997年7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再次转入衰退期。一方面，受世界经济严重下滑的影响，我国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加上人们对人民币所形成的贬值预期，造成资本急剧外流，资本项目顺差额迅速下降，从而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纷纷将本国货币贬值，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15%左右。我国政府为防止给亚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公开宣布人民币不贬值，通过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入外汇，将人民币汇率控制在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左右。据央行发布的《2001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2001年前9个月，我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0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净增加248亿美元。另外，据央行有关部门测算，2001年上半年，央行购汇占外汇市场交易量已上升至58.6%，也就是说，央行购汇需求量占外汇市场总需求量近六成。事实表明，央行已成为外汇市场上的需求大户。可以想像，如果没有央行的参与，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势不可挡。
人民币面临升值是诸多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综合结果。
一、中国政治稳定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二、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市场供过于求。
三、汇率并轨时，人民币币值低估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四、外汇市场上供求不对称也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更加开放的中国市场将吸引海外资本的大量流入。
人民币汇率稳定为好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就人民币汇率问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周小川表示，根据近两年中国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作为中央银行，我们清楚中国政府并不追求贸易盈余，经常项目应该大体平衡。商务部也是这个政策。
根据中国外汇储备的近况，我们也并不追求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中国外汇储备的恢复性增长应是差不多了，不必再追求过快增长。随着中国将来进出口增长和资本流动的继续增长，外汇储备以相适应的速度保持适度增长就可以满足储备的目的了。
今年从年初开始进口增长加快，明显大于出口增长速度，如继续按照这一趋势进展，进口增长会明显大于出口增长，那么在近一两年内进出口贸易就会达到平衡，就不会有贸易盈余。基于对这种趋势的外推，现在来评价、认定人民币币值是低估还是高估恐怕为时过早，据此作出调整就更不见得明智。
周小川指出，中国有一定的贸易顺差，同时外汇积累上升比较快，因此，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有关政策，进一步扩大开放。
周小川表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是中国汇率改革的一项重要议程。总体来讲，当前人民币汇率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同时也有宏观调节。由于市场供求波动比较大，当前有宏观调节是必要的。以后市场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并逐步达到让市场起决定作用，那时我们会允许汇率有较大的波动幅度。
当前，中国有很多改革要完成，我们有优化顺序的考虑，汇率改革要与其他改革相衔接。在汇率实现充分浮动之前有几件事要做：一是贸易放开经营大体比较充分，服务贸易比较开放了。二是资本项目过度管制得到消除，当然并不是全部消除，有一些项目可以消除，使市场能真正起较大作用。三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迈出步伐，主要问题初步得到解决。改革国有金融机构有利于防止出现大的风险，这是当前我们正在动手做的事。要考虑到2006年中国将允许所有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同时市场准入也将大幅度放宽。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和抗风险问题必须得到解决，这有助于它们更好地适应新的汇率机制。
应该说，上述3件事在我们的顺序安排上是比较靠前的。汇率浮动机制的最终完善是应该放得稍微靠后一点。当然，顺序选择也不是完全没有灵活性。但在这3件事未基本做好之前，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的步伐不宜迈得太大，否则逻辑顺序上不太合适。
周小川说，我们并不认为窄幅浮动汇率、以一种外汇为参照是最好的选择，但要因具体国家以及国家所处的具体时间阶段不同而作取舍。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又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以我们的观察，中国目前汇率体制没出太大的问题，当然也要逐步改进完善。
周小川指出，最近由于这方面说法太多，特别是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有些“热钱”涌入。我们不能使“热钱”的投机行为得到鼓励。世界上投机的“热钱”数量实在太大，一旦放松，“热钱”会继续朝这个方向移动，因此，从不鼓励“热钱”投机的角度看，当前应强调稳定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