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企业家的背后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处时代甚至是先前历史的印痕。
成长错位矮了中国企业家
每一个企业家的背后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经历。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自己所处时代甚至是先前历史的印痕。以土地作为立身之本的“农业文明”使得中国的企业家还保存着对土地的丝丝眷念以及对与土地本质特征相近的固定资产的痴情追求。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企业家不问产品生命周期，一上来就跑马圈地、盖厂房、买机器，结果固定资产投入很多，流动资金却难以为继，生产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在中国，领导时代先河的还是世袭的房地产大亨或是与农业高度关联的产业。尽管“工业文明”早已渗透于国民经济肌体，但我们仍然没有摆脱以制造业为主的羁绊，在这个传统部门，我们的企业家艰难甚至痛苦地被复制出来。
那些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们将“信息文明”端到了西方人的餐桌上，而“信息文明”又反过来让企业家不断体会着成功的快感。在现代西方，领导潮流的则是信息高技术产业的后起之秀，这一代企业家群体在崭新的风险投资模式下被快速批量培养和生产出来。虽然中国目前也试图实现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转变，中国产业企业家也开始向信息服务业企业家转型，但毕竟还远未成型和成熟。
权力情结累了中国企业家
34万余户中国企业的数量足以载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但为什么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寥若晨星?当我们面对着国际巨人们，我们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平均3000万元还不到的企业经营性资产规模怎么能让人挺起腰杆?在一个资本吃遍天下的时代，中国企业的竞争实力太小了。
经济学家和企业界人士也不断地为中国企业寻找药方，但中国企业家必须自己行动起来谋求整合。然而恰恰是在这一致命环节，我们却被卡住了脖子。无论是企业的董事长还是总经理，由“权力情结”衍生而出的“鸡头文化”始终是他们前进路上一块最大的绊脚石。我们的企业家缺乏的是一种整合的内在冲动，并且过多地依赖于政府，而一旦“政府行为”失败，就举起讨伐政府的大旗来捍卫自己的“鸡头文化”。“纵观企业历史，没有哪一个企业是靠自身扩张的方式成长起来的，也没有哪一个企业不是靠兼并而最后发展起来的。”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得主斯蒂格勒如此总结和褒奖国外企业资源整合的路径。企业家应该不计一城一池之得失，不计算个人升迁荣辱，更多地提升企业形象而非自己的派头。由此看来，我们与别人的本质差距还是在市场观念的层面上。
急功近利害了中国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起步迟、规模小，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很难听到自己的声音，特别是随着大型跨国公司的纷纷入侵，许多中国企业家更是产生一种心理落差。同时巨大的雄心又骤然勃发，动不动就要“称王天下”。许多企业为进入世界500强甚至制定了时间表，喊出“中国第一”、“世界第一”的口号，随之而来的就是疯狂投入和扩张。
“可以说，某些企业已患上了‘大企业病’。”这是长虹集团总裁倪润峰再度出山时说的第一句话，“联想也出现了大企业病。”年轻的联想集团掌门人杨元庆如是说。笔者看来，与其说是企业有病，还不如说是中国企业家有病。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瑞龙的话说就是，中国企业家“做秀重于练内功”，热衷于炒作、策划甚至玩“空手道”。在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下，企业的扩张不可避免地将变成悲剧。
后继无人断了中国企业家
优秀的接班人代表着企业的未来。过去中国人都是在病床上剩最后一口气的时候把子女叫到身边立遗嘱。而外国人一有资产的时候，20岁就要立遗嘱。中国的企业家都是在人老了、退休了才匆匆选定接班人。作为中国最大的企业之一海尔、最伟大的企业家之一张瑞敏，在权力的交接上也未必能免俗。对此，经济学家张维迎指出：“一个企业是否做得成功，要取决于个别人离去后，企业是否还能正常发展。”
再有，员工的亲和力已成为企业胜出的标志。人们发现，在超级“零售帝国”沃尔玛，总裁和合伙人(员工)始终保持着亲如一家的关系，高层职员经常参加由公司发起的各种聚会，每年举行的公司年会无一例外地邀请所有职工参加。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呢?用香港大学丁学良教授的话说就是“CEO意识浓厚，民主意识薄弱”，此语也算点到了中国企业家的命穴。
规则缺失毁了中国企业家
中国的“工业时代”还是一个“前工业时代”，大多数政府垄断和管制的产业如石油、电力、汽车、电信等，还远未走出“垄断下的矮子”的影子。2000年初，美国媒体评出了对美国20世纪这100年影响最大的企业家，其中有汽车行业的亨利·福特，作为制造业典型代表的汽车行业，是创造工业时代英雄的最好产业。而我国汽车产业还十分幼稚，未能出现对传统制造业产生巨大影响的“汽车巨子”。
“59岁现象”让罩在中国企业家头上的光环也黯淡了不少。原因何在?我们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中国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中国有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破产”，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一语中的：“中国企业家太穷了，良心和道德救活不了中国企业。”的确，在一个产权不清晰的经济模型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实在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最近，国际管理顾问公司太平洋国际(TtowerPerrin)进行了一次全球薪酬调查，结果显示，各国大企业总裁的平均年薪美国达到106万美元，英国70万美元，法国60万美元，德国41万美元，瑞典35万美元。中国企业家的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元人民币左右。
我们也有自己的激励机制，如加官进爵、评先表优。这种与市场经济的风向标完全相反的操作方法对于企业家的成长不能算是最大的福音。官位是政府给的、荣誉是政府赐的，如此商业环境很难培植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市场中产生、在市场中壮大、在市场中更新，国外企业家已经走出了一条通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