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有两位智慧老人韦尔奇与李嘉诚均登上了中国的大讲堂，传递着他们胸怀的福音。他们是“过来人”，他们拥抱了并征服过整个世界，他们已经到了一个无所求的年龄，只是想倾诉内在的心曲以报世人。偌大的中国在倾听。
韦尔奇很无奈，这个一直把市场玩弄于掌心的经营大师，这回却尝到了被市场魔方扭曲与变形的可怕。一开始他就被商业炒作笼罩着，花了大价钱的中国人，一个个都红了眼，一定要物有所值，每一个到场的人都不想听一个简单的故事。尤其是那些花了更大价钱得以登台跟韦尔奇对话的人，更要照顾被媒体传递出来的自己的形象，没法静下心来倾听一个“过来人”的肺腑之言。他们把一个个艰难的、反复推敲修饰的问题抛出去，以索取想要得到的东西。逼迫的韦尔奇不得不一次次地告饶：“我不是来卖药的。我只能跟你们分享一些对我曾经有用的理念。”
相比之下，李嘉诚要幸运得多。他不是为了表演，不是为收取100万美元的出场费，他选择了一个清静的场合，每年一次在家乡汕头大学面向长江商学院300名EMBA学员进行交流。一开始他就避开了炒作，避开了一些无聊的问题，避开了一些花了大价钱要来显示一番的名人纠缠，而是顺着自己的心意，讲真正能够打动自己的故事。
李嘉诚讲述了两个人的故事：中国的范蠡与美国的弗兰克林。在这两个人身上，都能找到李嘉诚自己的影子，都传递着李嘉诚在这样一个时刻最想与公众倾诉的情怀。
李嘉诚说最能体会范蠡的孤独。“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说尽了范蠡对当时社会的悲观与冷漠。当他离开勾践时，一定是彻底的失望与孤独，当他躲到齐国海边耕种经营获得成功之后，敏锐的嗅觉察觉到嫉妒之火已经临近，于是散尽家财，分给他惧怕着的亲友乡邻，又一次出逃到陶国。靠着贱买贵卖的经世之才在陶国他又获得成功，但横在他面前的路却只能是归隐。他越是不断地成就伟大，就越是深刻体会到人世间最强有杀伤力的嫉妒，他不得不选择消极的抗拒。他内心的孤独，怕是只有李嘉诚这样富可敌国的商人才能体会得到。李嘉诚肯定不愿追随范蠡。他有着更高的人生标尺。富兰克林的故事寄托了李嘉诚的宏愿。
富兰克林，1706年生于波士顿，家境清贫，12岁当印刷学徒，1730年接办宾州公报，他为政府印刷纸币，在实业上获得了很大成功。他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美国独立后，就表现出一个政治家的博大胸怀。虽然他是众望所归，但却主动提名华盛顿将军当总统。富兰克林还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尽他所有物质和精神的财富，不是馈赠亲友乡邻买个平安，而是用于建造社会能力Capacity
buiding——推动美国人更有远见、能力、动力和冲劲。
范蠡只能以“无我”为外衣，追求纯然的“自我”;而富兰克林则是“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富兰克林的人生标尺，更能为李嘉诚的生命注入活力与激情。这样，他有限的生命就可以投入一种无止境的追求，就可以踏上充满了无数炼狱的长征。
以“无我”追求“自我”的范蠡，可以说是很多中国人的缩影。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的土壤，只能产生这样的人生标尺。而“建立自我，追求无我”，却是使美国强大起来的一种精神传统。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嫉妒不可能固化为一种氛围与空气，去强迫进入环境的每一个人接受。
韦尔奇在喧闹的市场上传递着简单的理念，他固执地与中国的听众分享那些构成美国商人精神传统最简单、最本源的一些东西。他坚信，商业就这么简单，惟有头脑清醒意志坚定的人，才能把这些简单的原则贯彻到底。而李嘉诚则只说打动自己的东西，同时传递“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美国精神。这两个人的真诚以及他们传递的福音，都为浮躁的中国传递了一种清新的空气。
我们的商人，我们的商业公司，我们的商业社会，特别需要“建立自我，追求无我”的精神和文化，这是我们可以借来穿越转型时期隧道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