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也许还包括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企业家个体命运的苦难还将持续演绎下去。
2005年，有关中国企业家的悲剧纷纷上演，唐万新的全面溃败、黄宏生的身陷囹圄、陈久霖惊人的亏损、倪润峰莫名其妙的被骗以及顾雏军的正式批捕，他们都因为制度的滞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有意思的是，很少有人总结这些企业家败走麦城的深层次原因，大众的怒火被这些悲剧的浅表性要素点燃，他们把愤怒的口水吐在这些具体的企业家身上，道德的审判完全掩盖了对体制的思索，对公平的渴求变成了对效率的践踏。民众的愤怒经过长时间发酵，直指任何一个已经或将被置放在聚光灯下的企业家。
显然，民众的愤怒主要来源于转轨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一条模糊的分界线将社会隔绝成为两个营垒———弱势与强势阶层。强势阶层的标志之一，就是有能力调配资源为己所用，用各种合法、不合法、合法不合理、不合法不合理的手段，将社会资源纳入囊中。唐万新、顾雏军这样的企业家调动资源的能量有目共睹，在其一系列的经济行动中，他们得到了从政府、经济学家、主流媒体、地方政府到资本市场各方的支持，这使他们似乎成为官僚资本的代表人物。但很少有人冷静地想想，不管是唐万新，还是顾雏军，他们的身份背景并非官方，这正是他们的脆弱之处。他们要持续成功，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能否得到政府和社会制度始终如一的保护;二是是否具有成为优秀企业家的素质，两者缺一不可。
从清末算起来，中国经济一直在寻求转轨，100多年了，但中国的企业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权力的附庸。盛宣怀具有企业家的天才，但他本身又是大官僚，以两者结合的身份，他成为中国近代企业家中的翘楚。事实上，他主管的企业一再遭到户部核查，如果不是李鸿章、张之洞等维新派官员大力扶持，早就销声匿迹，盛宣怀根本进不了中国企业悲剧史。
看看盛宣怀，他的悲剧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结束就停止。进入民国以后，盛家家产被抄没了两次：一次在民元时期，罪名是“第一名的卖国贼”，因为盛宣怀是引起清末大乱的铁路收归国有与西方公司合作政策的主导者;第二次是民国十六年，国民革命军初到江苏，又没收了一次盛氏家产，那次的罪名大概是“土豪劣绅”。对盛宣怀冷静的重新认识，起于20世纪80年代，距离盛宣怀辞世70余年。
历史会记下今天，唐万新、顾雏军，还有倪润峰，他们有着与盛宣怀相同的困境，这就是无法克服的体制性障碍、无法得到保护的产权、大众原始性的平均主义暴力以及舆论的普遍不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