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
在任何中间组织薄弱、家庭以外信任程度偏低的社会，其经济体中的企业都呈马鞍形分布——在企业高层管理与基层员工之间，缺乏可以信赖的中间层。而在中国文化中深藏的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发展。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一人》一书中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渴望其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确实，这种冲动是那样根深蒂固，成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而福山在另一本书《信任》中，揭示了他从检验经济生活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比如，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高冈装配工厂里，有几千名装配工人，任何一名工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台上牵动一根绳子，使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停下来。然而，这种情况极少出现。
作为经济社会的一员，我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我们作为生产企业的员工时，每个人都希望“搭便车”，结果造成人浮于事。我们却总是心存侥幸，自以为这样瞒天过海的做法，可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
而一旦我们再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我们面对的则是所有无法让你信任的生产者：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社会的一切可以交易的商品都有可能出现假冒，甚至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而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念。
这样做的结果是：每个人只能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因为占有了信息优势而得以获取“额外收益”；而在其他的一切领域，因为处于信息劣势，你就必须加倍地付出。从而，整个社会处于低效率的状态。
即使是处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社会，信任仍然是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信任不会存在于集成电路之中，也不存在于光纤电缆之中。尽管信任涉及到信息的交换，但是，信任并不能分解成信息。
事实上，如果缺乏起码的信任感，现代经济生活是很难设想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所说：“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他进而指出，“信任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这样一来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的可信度。但不幸的是，它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
在国际商业界，华裔企业因信任缺位而折戟沉沙者不在少数。仅仅在世界高科技舞台上，远有王安电脑，近有先驱（Avant!）公司，都留下了令人扼腕的悲情案例。王安重用自己的儿子，挤走了位居副总裁的营销奇才。而在先驱，除了新闻媒体广泛报道的公司CEO徐建国与“旧东家”凯登斯（Cadence）公司之间的软件源代码产权诉讼案败诉，被判高达7亿美元巨额罚款（不包括民事赔偿的部分）之外，我们可以发现，先驱公司遇到了与当年王安电脑同样的困境：家族管理，信任缺失。
美国《商业周刊》曾对先驱公司提出质疑。比如，徐建国对刚从大学毕业的儿子委以重任，并支付与首席运营官一样的薪酬；在董事会中安插亲信；让包括退休园林看守人、昔日空姐等“既缺乏经验，又没有技术背景”的有关系者在公司任职等。显然，在徐建国的潜意识中，一个人若不是完全置于血亲关系网中，他就不被完全信任。
现在反思这些华裔企业的功过得失，是希望检讨我们一直忽略的文化因素。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社会，依靠的是人们的习俗和道德；而这些属性的形成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并且在全社会对文化的持续关注和尊重的过程中得到滋养。《IT经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