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CEO从来不丢东西为例
有位50多岁的企业CEO，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也没有被人偷走过东西。他的解释是：我上了火车，总是把周围的人看成贼，触目皆是小偷，所以我的钱总是放在内衣的夹缝里。我的东西我藏得很严，包总是随身带，包上还有个小链子。由于看得很紧，谁也偷不走东西。这已经形成习惯。
这个CEO的行为使我想起了制度建设。无论我们建立什么制度，一般不把人想得那么坏，所以制度本身往往就欠缺严密。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专业技术人员都要评职称的，而且，职称与其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这么重要的事情，关系到千千万万的人，国家有没有专门的法律？没有。人事部有没有什么稳定的行政法规？没有。各地的土规矩、土办法自然就五花八门举不胜举。就以山东来说，省人事厅和教育厅对中小学及中等专业学校教师评职称每年都发一个文件，但这个文件很粗，于是市里每年也要再制定一个文件，到各单位落实的时候单位又有了“立法权”，又搞什么细则。如此几个回合下来，人事部的精神早已面目全非。最终的结果是，单位的规则顺着单位领导意图走，单位领导想让谁评上，谁就可以评上。评职称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激励人才成长，但实际上在一些地方却未必有这个作用。这件事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关键就是制度设计的质量非常差，没有假设每一个单位的领导都是利己主义者，没有想到权力实施和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问题。
关于权力制约，很多时候我们试图在教育上下很大的功夫，以为世界观问题是关键，实际上不是这样。有了好的制度，不管什么样的世界观，都会受到有效约束；没有合理的制度，世界观再好，也很可能会出问题。世界观不是关键。有人说：没有哪一个贪官，在他上任的第一天起就想 着贪污成为贪官。但是，在我看来，这话不对，事实是，没有哪一个官在上任之初内心深处没有私欲之心，这是人之常情。因此，制度建设必须预设局中每一个人都是坏人，以各种各样的手段和制度防止其私欲之心发作才是关键。
从某种程度说，权力是具有一定的腐蚀性、利己性、扩张性的。腐蚀性，是指权力可能会把持有权力的人转化成无恶不作的坏人；利己性，权力的持有者在行使权力时常常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扩张性，任何权力持有者除了自己正当的权力之外，还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试图越权。为了使权力的副作用缩到最低限度，人们想了很多办法：
首先就是分权。比如一个国有工厂，如果以为实行了”厂长负责制”，就理所当然的可以提高效率使企业兴旺发达，也许这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必须进行权力制约，必须在分权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在发达国家里，工会很起作用，是约束企业负责人权力的一种力量。工会主席由工人选举产生，无非是为了约束企业的负责人不至于滥用职权。我们的情况相反，以前有书记来制衡厂长，现在厂长兼书记，一个人集大权于一身。企事业单位一把手的权力很难约束，工会往往有职无权，许多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也是形同虚设。这么多年来，一些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大量财富被少数人吞噬，就与企业高度集权的体制密切相连。
其次是扩大监督。不但要重视内部监督，而且更要重视外部监督。仅仅利用内部监督根本不可能完成反腐败和预防腐败的艰巨任务。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可以用，但应该主要依靠批评而不是自我批评，自我批评永远是以不触动自身根本利益为前提的。而外部监督则是无情的，包括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你不行，就下台，这就是规则。
再次是破除终身制。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终身制也是权力腐败之源。我们的厂长、经理、官员几乎都是不倒翁，如果不出问题，一辈子做官，政治生活中新陈代谢和吐故纳新的能力很差。终身制的最大危害就是增大了腐败的机会，一个人在一个领导岗位上干的时间越长，越容易走向反面。终身制为结党营私提供了温床，破坏了政治生活的新陈代谢和优胜劣汰，而且促进了逆反淘汰，即劣胜优汰。改终身制为任期制，是克服腐败的重要办法。除非专业技术人员和一些高度专业化的职业，行政领导必须实行任期制。这里有一个假设：那就是任何一个官员都可能是坏人或者转变为坏人。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给他一个任期限制，否则结果就是结党营私横行，好人变成坏人。
开头说的那位CEO不丢东西，是他做事个人谨慎严密的结果，也是预设周围人为坏人的结果，他的处世方式自有可以商榷之处，但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值得品味。同样，要想让公共利益和公共财产不受侵犯，制度建设必须预设每个人为坏人。否则，即使一个原本德才兼备的人，也很可能会在终身制、集权制之下，成为一个腐败堕落的、具有家长制作风的坏蛋。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李启咏）